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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

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

丁立群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3年第8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栏目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不是在世界现代化中构建一种特殊化的中国模式，而是超越世界现代化诸多形态以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世界现代化经历了从西方一元的现代化到发展中国家多元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又要避免陷入现代化的相对主义泥淖，这归根到底是重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问题。本文尝试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经验主义囿限，主张现代化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四个层面的普遍规定：技术和经济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的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分工和权力职能系统；以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作为现代化核心的人的现代化。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构建具有规范性意义，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也是一种理想建构。它贯穿着辩证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理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在于构建和创造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破解了现代化理解的“历史”与“地理”的还原论，对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现代化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的重构，破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为发展中国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重构 现代化普遍本质 新型现代文明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道路的具体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不是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构建一种特殊化的中国模式，而是意在超越现代化的诸多形态（包括西方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诸形态），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创造现代文明新形态。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的不是特殊性，而是普遍性。这种普遍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将克服传统现代文明的弊端，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及其理想形态的重构、对现代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既破解了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与“地理”之争的还原论，破解了这一矛盾所导致的现代化危机，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破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为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由于现代化这种外缘性文化的输入而产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树立了典范。

一.世界现代化运动：

由一元到多元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发源于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而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地区的工业革命，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界定了现代化的基本样态。随后，这场工业革命由西方国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一场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西方以工业文明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也叫近代化[1]）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引发整个经济领域以及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它在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上则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谓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最初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蔓延过程，是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殖民”过程。因而，发展中国家关于现代化运动的观念最初即是被这种西方现代化所“种植”并以此为典范的，这就在历史上形成了世界现代化运动初期普遍存在的所谓“追赶式”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现实实践。当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家无不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即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逐步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一度把西方现代化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的“典范”和“元规范”（meta-specification）——西方现代化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想型”和评判基准，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元叙事”。于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普遍结论便成为必然——伴随着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便被定义为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逐步同质化（即西方化）的过程。

但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所谓西方现代化在自身的实践中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本身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推动了西方一元的现代化观念的解体。比如，在经济层面，“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和西方“新发展观”理论对西方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参见佩西；佩鲁）；在全球体系层面，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导致的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参见沃勒斯坦）；在文化层面，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对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中切身感受到西方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猛烈冲击，感受到源于这种冲击所激发的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因而普遍兴起了坚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进而以文化相对主义批判和消解西方一元的现代化观念和理论。同时，在拉美国家兴起的以弗兰克（A.G.Frank）和多斯桑托斯(T.Dos Santos)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激烈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认为这种现代化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贫困的依附地位。（参见弗兰克；多斯桑托斯）

在这些批判思潮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发生了一个富有意义的转折，“从仅仅关心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开始转向注意分析发达社会的病理现象”（薮野佑三，第132页）。换言之，人们的目光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向对西方现代化本身的病理分析。它意味着在这些批判理论之下，那种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看作现代化的“理想型”的看法陷入了困境。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从过程到理想都“已经没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发达国家也有新的问题产生）”（同上，第133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分裂的现代化”（split-modernization）概念。[2]从消极意义上说，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质疑西方现代化理论，即如果它是“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富永健一，第2页）。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标志着世界现代化运动已经由资本主义一元现代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现代化趋势。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状态的变化，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从道路到目标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模式。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否定一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多元的现代化趋势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暗流——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暗流追溯到“德意志历史主义”。但是，细思之下可以发现，这种追溯路向本身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实际上，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建基其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发展中国家（及民族）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洪流时普遍产生的防御性反应和表现。[3]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趋势虽然具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文化传统的作用，但同时又具有消解现代化普遍标准甚至消解现代化本身的倾向。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既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又避免陷入现代化的相对主义泥淖？这归根到底是重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问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

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

考察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西方现代化是不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典范”“普遍标准”和“元规范”？广大发展中国家多元的现代化从过程到理想都已经多样化、特殊化了，我们将依据什么把它们判定为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提出的，因而“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性任务。

何谓现代化的“典范”“普遍标准”和“元规范”？这实际上就是如何确定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的问题，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破除一个思维习惯，即从事物的起源来界定和概括事物本质的思维惯势。从现代化的发生史来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史上是最先发生的，这种现代化当然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是这种所谓“示范”意义只能用“参考”价值来解释。西方现代化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以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来代替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在逻辑上只能是以偏概全，在实际中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换句话说，从某种事物的源起来概括事物的本质，这种定义方法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但是，这种理解方式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就连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Weber)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韦伯很重视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他写了著名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等著作，对非西方社会作了深入研究。但是，在涉及现代化问题时，他却依然认为现代化是西方所特有的，习惯于运用“只有西方……”这样的表述式。（参见韦伯，第1—12页）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多元的现代化运动中，所谓西方现代化的典范性已经被不同程度地加以消解，由此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把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固定在西方现代化形态上，不仅如此，西方现代化同样应当符合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要求我们应当致力于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区分前现代化与现代化，克服西方一元性现代化的绝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多元现代化的相对主义，同时构成世界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类型。

近几十年来，许多世界现代化理论家纷纷重新回溯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即究竟什么是现代化。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日本现代化理论家富永健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即使在分析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时必须以先进国家的历史为对象，但人们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象滕尼斯和维贝尔（按：即韦伯）那样，把现代化概念作为固定于欧洲的历史概念来考虑，而应该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概念”（富永健一，第3页），即探寻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为了确立一个可以衡量一切社会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概念，国外现代化理论家一般采取两种途径。一是把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经验加以析离。西方现代化毕竟是现代化的最初形态，它提出的一些现代化原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化毕竟不是普遍的，不能代表现代化的普遍本质；要概括这种普遍本质，我们就需要把现代化所内蕴的基本原则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经验相分离。（参见艾恺，第5—6页）二是超出西方现代化，以世界现代化的多种形态为基础，概括出现代化的普遍原则。西方现代化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尤其是在打破一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出现了多种样态。正如印度现代化理论家德赛（A.R.Desai）所说，要概括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如果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多种样态，“将使学者们失去极其重要的丰富的研究领域”（德赛，第40页）。可以看出，富永健一、艾恺、德赛等现代化理论家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路线。

据此，现代化理论家们对现代化的普遍本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理论。例如，德赛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性进行了概括，富永健一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比较。尽管这些理论家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他们提出的理论大多难以摆脱原初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氛围所形成的偏见，特别是现代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不仅如此，他们的思维还受到实证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的囿限，在构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时缺乏规范性的理想维度。

现代化总体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形态走向现代的工业文明形态。在我看来，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普遍规定。

其一，技术和经济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里首先要区分“工业文明”与“工业化”。“工业文明”是标志整个现代化社会形态的概念，它既包括基础性的工业化，又包括由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市场流通、政治、道德、思想观念、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而“工业化”则发生在单纯的技术、经济领域或社会层面，意指由传统农业社会使用的自然动力、生物动力和粗陋的机械动力，转换为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工具的技术和经济变革。“工业文明”与“工业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工业文明是整体的社会形态，工业化则是工业文明社会形态中的技术、经济部分。但是，工业化在工业文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至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是以工业化来命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核心是工具理性。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过度倚重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追逐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强调以提高效率为根本目的的工业改造，这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罪”，正是这一“原罪”引起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普遍异化以及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克服工业化的理性核心——工具理性，建构一种理想的工业化模式，即一种以辩证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绿色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其基本内涵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超越旧的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贯穿并丰富了这一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由此，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思想上把“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到了新发展理念的高度。

其二，新型的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分工和权力职能系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整个社会是由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构成的。虽然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也存在粗陋的分工，但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有很强的自足性，缺少功能的分化；劳动分工也比较简单，社会管理处于粗放状态。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出现了精细的社会和劳动分工，社会诸单位和劳动诸环节是相互依存的，其功能是非自足的。与此相配合，在社会管理上形成了一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权力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有机化为一架庞大的机器，使社会行动建立在功能-目的之关系基础上，以此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目标。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和劳动分工以及社会管理中，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形成了社会和劳动分工的机械性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这种分工和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弊端，例如忽略个性和个人的创造，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分工虽然尚处于探索和建构过程中，但是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现代化在劳动、社会以及管理中产生的弊端，认识到社会和劳动分工对人的桎梏，力图在管理中减少强制性分工对人性的束缚，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本位主义作风。所以，在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中，应当构建以辩证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和管理模式。

其三，以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前现代文化是以宗教信仰和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以习惯为内容的经验型文化；现代性文化则是现代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它超越了传统的经验型农业文化，形成了以理性为核心并辐射到文化各面相的独特的文化形态，代表着现代化引起的思想、观念形态和感觉形式以及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的变化。然而，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即现代性的核心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核心相一致，同样表现为工具理性。西方现代性文化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张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理性法庭”的审判，而理性是经过科学和逻辑训练形成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当理性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之时，这种理性就变成了彻底的工具理性。我们看到，以工具理性为核心所建立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已经遭受了诸多的批判。因此，对现代性文化的“重撰”必须致力于重建现代哲学家所呼吁的完整的理性，胡塞尔在讨论欧洲科学的危机时即提出了这一任务。（参见胡塞尔，第5—1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撰”和“改写”。这种“重撰”和“改写”力图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的功利主义，强调现代化的总体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显然，这种新的现代性文化是以完整的理性为核心的。

其四，作为现代化核心的人的现代化。在前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被神的价值所替代，人为血缘宗法制度所奴役，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首先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标志着一次人性的解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产生了人的异化、物化现象，人的问题被物的问题所替代，出现了马尔库塞（H.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所说的物质主义的“单面人”。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现代化变成了可“计算”的外在指标和特征（如教育、职业和识字率等），而忽略了其本质是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这正是理想的现代化形态（或者中国式现代化）所要避免和超越的核心问题。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核心内涵和元价值（meta-value），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无论有多少方面，都是无意义的。重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建人的完整本质；表现在理性问题上，就是克服片面的工具理性，恢复完整的理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坚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坚持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参见习近平，第23页）当然，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空谈，而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说，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理性精神。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方面。与单纯的工业化不同，现代工业文明是标志完整社会形态的概念，它起自西方却可以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相析离（参见艾恺，第5页）；同时亦可以规范现代化的诸多形态，不至于堕入现代化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我们显然已经注意到，这里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构建不仅仅是对世界现代化已经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出诸多现代化形态的普遍性质，描述出世界各种现代化形态的一般属性；而且还是一种理想建构，具有规范性意义。也就是说，由于诸多现代化形态的不完备性，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又必须是理想和规范的，所以，要求我们必须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诸种弊端，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的内涵，给出一个理想的现代化概念。概言之，在构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的过程中，需要始终贯穿一种批判和规范的维度。就此而言，这一建构将会完全突破国外现代化理论家的实证社会学立场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内蕴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符合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更不意味着符合西方现代化。所谓现代化的普遍本质是由中国式现代化“重构”的，它是一种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诸形态的新的普遍性。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即是构建一种新型现代化的普遍本质、一种理想的现代化形态、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这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已经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具言之，它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引发的各种危机，构建了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基本范式；它转换了西方现代化的理性核心，以一种完整理性替代西方现代化片面的工具理性；它转换了西方现代化的元价值，以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型现代文明的根本价值，以之替代西方现代化以生产效率和资本增殖为根本价值的观念；它构建了以人的现代化为元价值，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的总体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在世界现代化的诸多形态中构建一种中国的特殊模式，而是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普遍的理想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重构”，在实质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重构”现代化普遍本质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破解了阐释现代化问题上的“历史”与“地理”的还原论，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以一元的西方现代化为核心，进而扩散为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过程，这是模仿西方现代化的“追赶式”现代化运动。这种“追赶式”的现代化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家的反思批判以及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危机，从现代化的道路到理想目标都多元化了。在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兴起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甚至出现了反现代化思潮。当代美国现代化理论家艾恺（G.S.Alitto）的中文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即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

于是，当时代把一元的现代化观念和多元的现代化观念压缩在一个历史时空之时，在实践中便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主张，这就是现代化理解中的“历史”和“地理”两种理解范畴之争。如上所述，从时间和历史来看，现代化运动的最初形态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样一种现代化形态在空间和地理上却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这必然构成“历史”和“地理”两种理解范畴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的某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家提出，在全球化运动中，发展中国家在理解西方现代化普及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殖民等问题时，要转换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即由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这种转换意味着，他们尽管承认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同西方文化存在着异质性和差别性，但却强调必须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这种异质性和差别性。也就是说，这种异质性和差别性并不是一种地理区分或者由于地理差别导致的文化差别，它们本质上属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属于传统，发达国家属于现代。因此，现代化就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以西方之“现代”消灭发展中国家之“传统”，即用西方文化（现代）取代发展中国家的各民族文化（传统）。正如富永健一所指出的，“无论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是与现代相联的，一切都产生于西方，一提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其意即指在一定的时间差之后，通过文化传播而接受这些现代化革命的产物”（富永健一，第8页）。德赛在分析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时也指出，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细微的区别，但是它们“都将美国和西欧高度发达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将它作为表明现代化的特定组成因素的模式（或参照系），最终为欠发达社会所效法”（德赛，第39页）。于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组成因素被假定为现代化的理想型式的必备因素”（同上，第39页）。

与此相反，随着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逐步觉醒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主张。他们要求人们在理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应当把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与发达国家的内生型现代化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文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属于外输的“异质”文明，由此也必然形成比发达国家更为尖锐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富永健一认为，“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欧美先进国家，但是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富永健一，第9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看来，本土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历史发展阶段的区别，即不存在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过是分处于不同空间地理区域所形成的文化差异而已，除了不同区域和不同传统形成的差异之外，别无额外意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就以分处于不同空间地域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否定了历史向度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此消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合法性基础。这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抵制所谓西方现代化的基本文化逻辑，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种普遍现象。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兴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即是担忧由于现代化这种异质文明的快速推进，会消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民族价值观念。（参见普尔，第329页）但是，否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必然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所以，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抵御西方文化侵袭的思想武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是尖锐对立的，他们共同采取的方法路径即是在“历史”与“地理”两种理解之间相互还原：或者把“地理”还原为“历史”（发达国家），或者把“历史”还原为“地理”（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还原论几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结。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共同任务。也就是说，在一元的西方现代化和多元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我们如何既不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唯一的、理想的现代化模式，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又要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多元化局面中，避免走入由强调特殊性而形成的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泥淖，更要避免一种反现代化倾向。这归根到底是重建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问题。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的重建，将消解西方现代化的典范性，把它还原为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形态，从而克服西方现代化导致的种种现代化危机；同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形态，它也将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诸形态的根本标准，从而克服多元现代化的相对主义倾向。

可见，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的重建，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现代文明新形态，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重构了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破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为发展中国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树立了典范。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最早起自近代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至今的现代化过程一直贯穿着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是世界现代化运动普遍矛盾的具体体现，是“历史”与“地理”两种理解范畴之争的国别化形式，当然这一国别化形式又有其特殊性。其中“古今”对应于“历史”，属于历史范畴；“中西”对应于“地理”，属于地理范畴。既然如此，“古今中西之争”当然也逃脱不了“历史”与“地理”之争的还原论逻辑，其本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近代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一个由文化优势论演进为文化特殊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由普适到特殊的转换。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头脑中，传统文化由原来作为“天下”通则的普遍形态，经过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逐渐特殊化，成为特殊形态的传统文化。它标志着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由文化绝对主义走向文化相对主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往往把“古今”（传统与现代）化为“中西”（本土与西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自满自足的，不需要现代化，更不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过就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只是不同空间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而已。这就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文化激进主义尽管带有一定的权宜性和策略性，但是其基本主张是化“中西”为“古今”。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差别、文化差别和文化个性问题，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必须现代化，而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彻底西方化。可见，“古今”“中西”之间的互相还原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共同前提。

“古今中西之争”导致的思想分裂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道路和理想目标的选择上，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为现代化平添了很多障碍，甚至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难以摆脱的两歧困境。对此，富永健一曾指出，“只要这种对立的二重结构不消除，就不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富永健一，第9页）。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既关系到能否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问题，也关系到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现代化的中断”。所以，从理论上克服思想分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对于从实践上走正确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关键意义。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上，文化激进主义把“中西”化约为“古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冲突无疑具有古今意义（即传统与现代），这在“追赶式”现代化观念的理解中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与西方文化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激进主义把“古今”与“中西”等同看待，依据的是一种陈旧的一元的现代化观念，在多元现代化的情况下，现代化已经不等于西方化了。同样，文化保守主义把“古今”化约为“中西”，其要害在于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同样落入了现代化“原教旨主义”的“陷阱”。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虽然看到了西方现代化导致的各种弊端，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整体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为了反对西方现代化，他们完全取消了传统与现代问题，甚至否定了现代化本身，从而走向文化相对主义（例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文化三类型论），最终以中华传统文化对抗西方文化。无疑，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首要任务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问题。文化保守主义的症结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化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西方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质言之，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一种既具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又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方案和路线。就此而言，文化保守主义把“古今”化约为“中西”，以中西文化的差异消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际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在思想上必然走向相对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普遍本质的重建、对现代化理想形态的构想，是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创新，它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了“古今”“中西”之间的对立和还原主义逻辑，既坚持了中国特色，又把中国文化提升到新型现代文明的境界；既坚持了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又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一元论，真正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走出传统与现代的两歧对峙，进而走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树立了典范。

注 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研究”（编号23AZD0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与中国诠释学构建研究”（编号21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1]“现代化”一词的英文“modernization”又可译为“近代化”。

[2]这是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代化问题专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提出的概念,他还是当代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参见艾森斯塔特）

[3]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是西方哲学家斯宾格勒（O.Spengler）、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Herskovits）等提出的，但在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中，文化相对主义有利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所以普遍成为发展中国家对抗西方现代化的有力武器。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存在由文化优势论（参见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走向文化特殊论（参见梁漱溟，1949年）、由文化绝对主义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演变过程。

参 考 文 献

艾恺，1991年：《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艾森斯塔特，2006年：《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德赛，1993年：《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张景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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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1999年：《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銛、高戈译，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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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1988年：《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梁漱溟，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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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鲁，1987年：《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

佩西，1984年：《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汪帼君译，中国展望出版社。

普尔，1993年：《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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薮野佑三，1993年：《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载《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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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2013年：《现代世界体系》（四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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