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发表了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文成教授、博士研究生牟琛署名文章《机遇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多维审视》。

[摘 要]特定时空环境下诸多因素和机制的混合交织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复杂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该理念在时空维度契合了全球化趋势，但逆全球化运动使其遭到了排斥；在主体维度，理念契合了寻求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改善自身发展环境的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而试图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对中国理念持敌视态度；在利益维度，全球性问题与风险虽然建构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但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始终是影响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负面因素；在文化维度，理念凭借开放性、包容性特质具备被其他文明理解的可能，但地方性文明对普世价值的抗拒心理以及多元文化差异阻隔了理念认同的形成与内化；在传播维度，多元传播机制成为促成和提升中国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武器，但国际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短期“天堑”。鉴于此，中国需要全面审视和理性应对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使“认同”真正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性力量。

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性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递出的合作共赢、安危与共的运作价值符合当前全球化发展态势，是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已然开始、人类共生程度愈发加深的前提下，为解决全球人类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1】，并且已经由观念性倡导转化为运作性倡议与全球性实践；不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多方挑战，例如中国提出的全球理念受到了一些海外研究机构与媒体机构的批评和质疑。^【2】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理念初期解读与行动虽较为多元，但随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对中国理念愈发抵制与排斥，相关认知与行动也带有一定的敌视色彩。^【3】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是从哲学思辨和价值内涵的角度展开，或者结合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如全球治理、地缘政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审慎式分析和政策性理解^【4】，即使少数学者从实证角度局部考察了中国理念国际认知与国际传播的成效与不足^【5】，但未较为全面地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及缘由。鉴于此，有必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国际认知状况为例，对该理念的国际认知状况开展多维度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把握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主要因素和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在“机遇-挑战”的分析框架下，从时空维度、主体维度、利益维度、文化维度、传播维度做一个整合性分析，以期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知状况及其演化逻辑，为新时代中国理念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工作提供必要的学理建议。

全球时空环境及其发展态势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结果和即将发生的社会结果，作为外部环境这一常量和作为变动中的外部环境变量，对于国际行为体是否产生某种观念、是否采取某种行动、是否导致某种结果具有根本的规定性意义。^【6】正因如此，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课题的把握以及对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理解，建立在考察全球时空的基础之上。

全球化是当前全球时空环境及其发展态势的显著标识。全球贸易网络联结进程和全球产业链构建进程的持续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文明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从结构性表征来看，全球本身成为了一个具备一定力量、组织、制度和理念的国际共同体。在国际共同体之中，多元行为体通过制度和机制来塑造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和协同彼此的行动，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和基于规则的原则处理国际共同体内部矛盾和外部面临的问题。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强调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全球时空环境发展趋势，这是理念能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时空前提。

不过全球化在促成共在共生的国际共同体的同时，其自身也面临多重冲击。一方面，出于资本逻辑对全球公利—国家私利的关系平衡的破坏^【7】，以及民粹主义对公利-私利之间关系平衡的拉扯^【8】，逆全球化成为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短期内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因国内治理的乏力和霸权实力的衰退，以全球治理约束调整国内发展路径和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助力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所降低，走逆全球化道路成为了西方国家短期内的“有利”选择，而无论这种选择是否把握了国家利益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特征。

总的来看，国内治理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的交织，导致了国家需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以及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进行调和与平衡；不过逆全球化的过度盛行和持续泛滥，也造成倡导多边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临质疑和排斥。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具有利他主义与多边主义倾向，但不否定维护国家利益甚至单边主义的合理性，但该理念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平衡国家私利和国际公利之间的张力，反对把国家利益建立在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之上。

虽然近代以来开启的全球化几乎承载了现代社会对于美好未来的必然性想象——高效有序的自由市场、文化多元的思想交融、技术进步下的美好生活、人类欲望的持续满足，但全球化也使得西方的理念思潮开始在全球的强势渗透和持续扩散。从早期的欧洲设计到二战后的美国主导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均是西方霸权国意志偏好的体现。基于欧美实践的地方性理念隐藏着西方对于必然性信念的偏好，如一元化的本体偏好、孤立化的认识偏好、功利化的行动偏好以及普世的价值偏好，这种必然性信念使得“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与“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

所谓合法性认同，是指“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为目的”^【9】的关系性认同。这种认同强调共同体规范对共同体成员的规范性意义。在这种适当性逻辑下，国际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共有观念持认同态度，国际行为体的行动逻辑也受到共有观念以及共有制度的影响。不过这种建构主义的逻辑仅涉及到“观念重要”(idea matter)和“观念如何重要”(how idea matter)的问题，却未充分关注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际共同体成员对于这一国际共同体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诉求。甚至可以说，霸权国有意忽视了全球结构的等级性以及衍生的剥削性，对新兴力量所提出的修正性、完善性的价值理念有所抵制；受到不合理对待的非西方国家随之具备了寻求“承认”的欲望，如重塑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曼纽尔·卡斯特意义上的“抗拒性认同”^【10】得以浮现。但抗拒性认同作为一种观念性力量带有强烈的去中心化倾向，这不仅难以处理好主导者与弱势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而会加剧二者之间的矛盾，为此需跳出自我—他者的身份界定怪圈，重新界定国际共同体成员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11】框架下，调解了合法性认同与抗拒性认同的矛盾。中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通过深入考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发现并批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如同质化逻辑、还原论逻辑与功利化倾向，并基于对全球化实践的把握感知，提出重塑国际共同体的方案，如重视行为体之间的共生共在的生存关系、合作共赢的利益关系以及公平正义的伦理关系。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12】，国家间应“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3】。而且中国秉承知行合一的原则，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设想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14】，即以“利用好现行机制，建设好平行机制”建设以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和规则为基础，独立自主，平等而非平均，同志但不同质，由各不相同的人、文化和组织形态构成世界社会。^【15】由此，契合了非西方国家对于重塑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共同体诉求的中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正面回应。金砖国家在内的不少非西方国家在合作文件、共同宣言中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平等互利合作”“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秩序”的认可之意。^【16】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即便为了应对合法性危机而接受求变国的部分改革诉求，但为维持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保持主导国在国际制度中占据优势的局面，西方国家将发挥资源优势和利用权力优势，对具有威胁性的中国进行施压和遏制，对主张加强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倡导国际秩序转型的中国理念也采取抵制之行动。^【17】如2023年初欧盟和北约签署的《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则妄称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对欧盟、北约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挑战。^【18】美国多次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联合和鼓动少数国家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嵌入到联大决议、联大宣言和亚太经合组织决议中去。

全球化在促成国际行为体之间身份位置的结构性差异的同时，也促成了国际行为体之间基于共同利益的最大共识。对于新时代中国理念而言，良性国际认知亦须建立在共识之上。按照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类型，这种共识主要可以划分为利益共识、价值共识和情感共识三种类型。目前国家间仍在治理全球性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强调维护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而获得国际社会认同的利益共识，而由全球性问题引发的共有感知则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此外由于价值是“客体的作用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19】，共同价值仍需建立在共同利益（需要）基础之上，故而不再讨论共同价值的问题。

当前全球性问题仍是悬在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经济全球化外溢的全方位全球化只要持续进行，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就会不断出现，全球治理也就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需求。正因如此，即便国际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层面存在认知分歧，但基于全球治理的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最低限度的共识，倡导多边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具备国际认同的利益基点。而且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的“共同性”在不断扩大，面对频发的全球性威胁，人类对共同体的情感诉求也在增加。换言之，人们在不安定世界中所渴望的“确定感”和在威胁面前同舟共济的“共同感”无形中孕育着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不过中国理念的国际认知面临国家间的战略博弈和地缘博弈的影响，国家间诸多领域的利益分歧是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因素。首先，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防备和遏制心理，这些国家正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等角色，并采取经贸制裁、污化攻击、数字冷战等一系列柔性且强硬的手段来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20】在这一背景下，不少西方官员、媒体和智库甚至官方政府，公开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威胁论”“辞令论”“输出论”“朝贡论”等负面论调。^【21】

其次，部分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全球流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和倡议持有怀疑态度。例如与中国存在边界纷争的印度，在西方战略诱导和愿望思维、独立型自我图式的综合影响下，曾对中国提出的理念、倡议高度怀疑，甚至在外交活动中公开反对中国的价值观主张^【22】，印度的学者和媒体也多宣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心秩序论^【23】，对中国提出的高质量“一带一路”也存有“债务陷阱论”“政治依附论”“文化输出论”“地缘政治工具论”等抵触性和负面性看法^【24】，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诸多包容性、对接性的制度、机制和规范标准也往往采取中立、漠视甚至抵制的行动^【25】。

质言之，即便部分西方国家因人类社会面临的整体性危机愈加突出而部分承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并希望在全球气候、能源、粮食安全以及地区安全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加强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但中西意识形态分歧与霸权护持的意愿始终影响西方对中国理念的真实看法。在现实主义视域下，一定体系结构中主导者往往会对对现状不满的国家进行打压，因而在当前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因试图维护主导现有体系和秩序的合理性而打压新兴国家；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国内生产关系、战略地位、政治与社会精英倾向以及领导者的政治智慧等因素造成了外围国家中既存在秩序的造反者，也存在追随者和机会主义者，甚至存在高明的周旋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6】对中国而言，目前西方国家认同中国理念的可能性不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传导和拉拢利诱，以及历史、地缘因素的影响，存在不认可中国及其理念、行动的观众成本，为此中国应做好相应的压力缓解工作和话语融通工作，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声意愿和底气。

全球化在推动跨文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中心主义、全球普世主义的扩散以及地方性文明对其有力的抵制和反击。^【27】在全球多元文明的框架下，差异性与共同性实际上是共存的，差异性即全球多元文明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上的差异，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事实和国际共有观念的形成则反映了多元文明的共同性。中国理念国际认知问题由此可理解为跨文明交流问题。

面对跨文明沟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凭借开放性与包容性特性，具备了和而不同与和合共生的关系性追求和运作性倾向，从而避免落入“普世-特殊”的二元窠臼之中。这种特性来源于理念的知识基础。如类哲学思维“通过人与对象本质的相互交换，向整个世界保持开放态度，从而形成整个世界的一体性的内在关系”^【28】。这种思想特质保持了开放性和互为对象化的姿态。又如关联性思维强调、异质事物之间的共在共存共容的和谐状态和有机统一^【29】从而塑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体性和共生性等偏好。在上述知识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敞开了多元文明和谐相处的未来，能够不断接纳、尊重、承认多元文化，从而在主体间性中转向一种更为积极、平等的相互理解和融通关系。这不仅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与其相似的理念建立融通关系，也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与其不太相容的理念建立与融通关系，如尊重主体对于利益的合理诉求。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开放性、包容性等特质为其获得国际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不过在当前普世文明（上升为普世文明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古典文明（非西方的地方性文明）的冲突日趋激烈的今天，想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沟通工作，并不是毫无挑战的。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相似理念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例如西、印、中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就存在以必然性、偶然性以及必然性-偶然性相统一为基调的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30】况且语言的差异性与对接的困难性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挑战，比如国内外对“命运”一词的翻译就存在早期的“destiny”和后期的“asharedfuture”上的差异和变动，译名不够统一的问题较为突出。^【31】也正是由于前者带有“必然性”的色彩，所以不少西方学者将其理解为中国试图掌控世界霸权和秩序的话语表达。^【32】

其次，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共同发展领域的公共善”^【33】为价值基底，但地方性文明由于对普遍主义文化观念的负面记忆使其具有自我保护的思维定势，所以地方性文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有一定的疑虑，而且即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文明多元性，但这种多元性是否隐藏着同西方倡导的文化相对性中的等级制实质与傲慢主义偏见^【34】是部分地方性文明存疑的地方。对此需讲清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更需在实践交往中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切实尊重多元文明和文化，“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35】。

最后，由于思维在文化体系中具有规定性意义，所以思维方式的差异容易导致认知层面的差异。而不同文明之间本源性思维具有自轴心时代以来的长期稳定性，所以对他者的理念和倡议的理解容易限定在地方性、主体性框架之中。比如在西方得势的个体理性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观的长期塑造下，不少西方学者往往囿于“进步—落后”“文明—野蛮”“正义—邪恶”“零和博弈”等框架，“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36】，或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他者理念，即中国谋求地区-世界霸权、破坏国际秩序的符号和象征，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天下体系”的现代翻版^【37】，或将中国倡导的理念视为中国威权型制度设计或社会主义型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38】。

在当今西方推行的大量理念和规范已在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议题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今天，中国提出的理念可在国家力量和联合力量的支撑下，借助传播机制在全球进行推广，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综合学界关于新兴理念传播研究成果可发现，新兴大国可以综合通过工具性逻辑、适当性逻辑以及情感化、议题联系等策略，增进国际社会对理念、规范的国际共识。^【39】首先，理念的接受离不开规范倡导者的宣传和议程设置，倡导者可以通过“框定战略”^【40】“安全化逻辑”^【41】来影响对象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其次是强调结果性逻辑，尤其是物质激励与示范效应产生的扩散效果^【42】；最后是承认共有观念的正当性及其对个体观念的能力优势^【43】，并在承认行为体施动性的基础上，通过“嵌入”机制影响和修正国际社会结构的文化性质，同时强化行为体对于理念的内化程度。

目前中国在改善中国理念、倡议国际认知方面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传播机制。在倡导机制方面，中国积极通过主场外交和领导人外交等活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有关媒体、机构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对外交流和创设国际公共议程，海外中国企业也积极进行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助力中国理念的焦点放大。在示范机制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凭借这一新兴国际合作平台带来的积极收益，增进沿线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信心，并通过民生工程建设和对外援助等活动和实践，扩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在嵌入机制方面，中国正将中国理念嵌入“地区+国际”的国际社会结构之中，一方面不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到若干联合国决议之中，并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七十七国集团的支持^【44】；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诸多双边决议有着直接或简洁的体现，若干重点地区性组织中如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将构建上合命运共同体作为明确发展目标^【45】，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国际”的制度化实体组织和实践机制正在不断构建，并已初具成效；但总的来看，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针对“人类世”当前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一套基于命运共同体规则的新型国际规范还未完全构建成型。^【46】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相对薄弱成为影响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重要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除却部分小国利用情感化策略、框定式策略倡导领域性的国际规范等个案外^【47】，历史上绝大多数规范的深度嵌入国际社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硬+软”实力的支撑。其中与新兴理念传播直接相关就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主要是指一国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影响国际机制的设计与运行，谋求国际制度引导力和影响力的权力。”^【48】例如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通过制定数据标准来筛选能够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有利数据，并“通过确定数据来源的数据库进一步获取西方主流的政治类评估指标。”^【49】目前国际话语权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但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持续性力量，而多元的国际规范-制度变革策略则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强提供了更多可能。^【50】

全球化以来人类联结加深、关系愈发共生的事实与趋势是中国理念国际认同的有利时空前提，而逆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排斥倡导多边主义的中国理念的理由；“全球南方”有着相似的被剥削、被支配的历史与现实遭遇，因而成为认同倡导国际秩序革新的中国理念的潜在志愿者同盟，而支配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及其核心群体对倡导国际秩序革新的中国理念具有排斥之意；此外全球性威胁始终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理念具备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从中国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身特性成为其获得国际认同的潜在前提，中国理念传播机制不断健全为理念认同提供了条件，不过多元文明的认知差异仍然存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相对孱弱更是影响了中国理念的国际认知状况。

简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集体行动面临诸多困难，中国理念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首先应在完善新兴理念传播机制和提升话语权上下功夫；二是重视全球—地区治理层面的国际合作带来的积极效应；三是巧妙运用跨文化沟通和“联合”^【51】策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四是在长期而复杂的国家博弈始终保持对于世界变化大格局的科学考察与理性判断，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保持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的平衡，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增强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理念的全球传播和融通。

[1]《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年09月27日。

[2]参见Xi's New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s://www.csis.org/events/xis-new-global-security-initiative）

[3]参见王义桅、江洋：《西方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维分析：利益、体系与思维——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道》，载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王雪冬：《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及辨析》，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4]参见金天栋、任晓：《“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共通的意义空间”研究》，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5]参见贾付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任晓、金天栋：《刍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一种制度化的视角》，载于《国际观察》2021年第3期；李慧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载于《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蔡文成、牟琛：《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形成机理——以国际规范扩散为分析视角》，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Song，Y.，Qiao-Franco,G.，Liu，T，"Becoming a normative power?China's Mekong agenda in the era of Xi Jin p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7，No.6，2021，pp.1709 -1726.

[6]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7]参见田行健、江涌：《资本积累视角中的“逆全球化”问题》，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8]参见Helen V.Milner，"Voting for Populism in Europe: Globaliz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and the Extreme Righ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54，No.13,2021，pp.26 -27；Stefanie Walter，"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4，2021，pp.421-422.

[9][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0]由那些地位和环境被主流逻辑贬低或侮辱的行动者所拥有的认同范式。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1]规划性认同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到手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2]《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04月22日。

[1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页。

[14]参见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载于《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

[15]参见黄瑶、林兆然：《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价值》，载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3期。

[1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年0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

[17]参见蔡文成、牟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西方框定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于《世界民族》2023年第5期。

[18]参见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European Council，（https://www.consilium .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1/10/eu-nato-joint-declaration-10-january-2023/.）

[19]转引自林伯海：《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20]蔡文成、牟琛：《西方对华的智能污化与我国的应对策略论析》，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21]参见蔡文成：《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载于《理论探索》2021年第3期；蔡文成、牟琛：《日韩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评析》，载于《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蔡文成、牟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西方框定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于《世界民族》2023年第5期。

[22]参见Syed Akbaruddin，Beijing likes to talk about‘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What exactly does it mean?(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page/beijing-likes-to-talk-about-community-of-shared-future-of-mankind-what-exactly-does-it-mean/.)；Devirupa Mitra，Explained: Why India Joined the West to Object to a Phrase in the Final UN75 Declaration，(https://thewire.in/world/explained-un75-declaration-xi-jinping-phrase-india-object.)

[23]参见Arrizal Jaknanihan，Building Shared Futures: China’s"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ts Promises and Paradox in Southeast Asia，（http://yris.yira.org/comments/5590.）

[24]参见Gaurie Dwivedi，China’s Quest for World Dominance & Its Impact on India and the Region,（https://indiafoundation.in/articles-and-commentaries/chinas-quest-for-world-dominance-its-impact-on-india-and-the-region/.）；Balasubramian C.，How China is pushing into Indian Ocean Region through it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https://www.c3sindia.org/post/how-china-is-pushing-into-indian-ocean-region-through-its-global-security-initiative.）

[25]General comments by India on resolution adopted under Item 3 in the 43rd (Resumed)，(https://www.pmindiaun.gov.in/pageinfo/MjI0NA.)

[26]李滨、陈子烨：《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兼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方法差异》，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

[27]参见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9-23页。

[28]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于《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29]参见蔡文成：牟琛：《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行为体行动逻辑的重构》，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30]参见张法：《命运观的中、西、印比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难点谈起》，载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31]参见许文胜、方硕瑜：《“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在英语社会的传播与接受——基于G20国家新闻报道的研究》，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

[32]参见 Liza Tobin，"Xi's Vision for 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Vol.2，No.1，2018，pp.155-166.

[33]孙春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34]参见刘擎：《中国有多特殊》，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

[35]王迪：《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03月16日。

[36]朱云汉：《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载于《经济导刊》2019年第11期。

[37]参见Nadège Rolland,A‘China Model’? Beijing’s Promotion of Alternative Global Norms and Standards，（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china-model-beijings-promotion-of-alternative-global-norms-and-standards/.）；Jian Zhang，"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towards‘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Peace & Security，Vol.27，No.1，2015，pp.5-9；Ruben Gonzalez-Vicente，"The empire strikes back? China's new racial sovereignty"，Political Geography，Vol.49，No.7，2017，pp.139-141.

[38]参见蔡文成、牟琛：《日韩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评析》，载于《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

[39]参见吴文成：《从扩散到竞争：规范研究纲领的问题转换与理论进步》，载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

[40]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

[41]潘亚玲：《国际规范生成：理论反思与模型建构》，载于《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

[42]Song，Y.，Qiao-Franco，G.，Liu，T，"Becoming a normative power? China's Mekong agend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7，No.6，2021，pp.1709-1726.

[43]Marth 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87-917.

[44]参见《“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人民日报》，2023年09月18日。

[45]参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人民日报》，2021年09月10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摘要）》，《人民日报》，2023年08月2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人民日报》，2022年06月2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人民日报》，2022年0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摘要）》，《人民日报》，2023年07月5日。

[46]参见李慧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

[47]参见林建华、邹冠男：《<帕多宣言>赢取海洋话语权的历史影响及其当代启示》，载于《理论学刊》2022年第2期；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载于《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

[48]韩雪晴：《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载于《欧洲研究》2020年第3期。

[49]游腾飞：《西方如何隐蔽性建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世界治理指数”的剖析及其启示》，载于《探索》2017年第3期。

[50]参见关于国际制度改革策略参见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潘亚玲：《国际规范生成:理论反思与模型建构》，载于《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

[51]由于全球南方诉求利益多元化、区域化以及南方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资本和知识管理依然存在巨大需求甚至依附，中国在“联合”同时也要对印度等新兴国家进行防范，并与其合理竞争。参见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于《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