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链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价值意蕴
常改香
女，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政管学院教授，博士，陕西省“三秦英才”。
原文刊发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共对外话语传播 "栏目。
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重要起步阶段，有其特殊的话语背景、独特的话语建构方式、鲜明的话语内容和丰富的话语表达方式。为了澄清国民党的“污化”和国际社会的“猜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积极成立“外宣”机构，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积极开展细致而周到的接待，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自主、能动、诚挚、热情，全面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担当作为、自由民主、自信自立、为民服务等国际形象。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历史叙事，对新时代中共提升对外话语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话语；延安时期；历史叙事
阅读引导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逻辑缘起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内容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价值意蕴
延安时期国民党不仅严密封控中国共产党新闻，还严重“污化”“诬陷”中国共产党，但我们党通过智慧的话语手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担当作为、民主政治、自信自立、为民服务的国际形象。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研究有了初步进展，但还需进一步深化，如对该时期对外话语构建语境分析不够突出，对外话语构建史料发掘和运用欠深入，对外话语具体内容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等等。本文立足翔实的历史史料，从中共党史党建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入手，充分利用当时外国记者撰写的著作、文章，对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体系展开深入研究，以期为新时代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树立国际形象提供有益借鉴相关。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逻辑缘起
延安时期国民党不断加强文化专制统治，经常“检查日记，检查信件……等等，全校上下，满布特务，以致教员不能自由讲课……”。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突破重围，争取对外话语权，最终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对外形象。
（一）打破国民党话语诬陷，建构对外形象
延安时期国民党为加强意识形态统治，不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话语诬陷，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国民党“把封锁共产党放在比打日本更重要的地位”。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书报审查机构，颁布《著作权法》《新闻检查条例》等40多项相关规定，对“共产党”“红色”“共产主义”等词语极其敏感，对涉及的出版物进行控制、打击和制裁，使得世界上“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直到1944年，美国在华作战活动只限于国民党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只能间接听到。它的都城延安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
根据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中央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时，普遍使用“赤匪”“暴匪”“残匪”“被歼”“逃窜”等字眼儿，“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诽谤共产党“封建割据”“游而不击”、破坏政令军令等，“阎锡山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故事……‘牺盟会’、‘新军’的种种‘不轨行动’”，这给中共国统区工作造成恶劣影响。
埃德加·斯诺回忆道，当时的延安“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国际记者试图了解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的言行受到严格限制，“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写道：“我自己在1939年9月对这个新天地做了第一次探索的远行……这次远行失败了”。为了来到延安，马特尔·霍尔（Martel Hall）“制定了逃脱的计划，每天练习走路，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一去不回”。中外记者访问团采访延安时，国民党提出“要以国民党官方人员为领导……又规定采访路线……此外所发新闻，均需经访问团领导批准”。
（二）塑造中共崭新国际形象，推动抗战建国事业发展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扣押”“诬陷”“打击”，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世界展现真实的抗战形象。斯诺的《西行漫记》以“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开头，指出“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还发出系列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等。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斯诺首先进行保安探秘，尼姆·威尔士多次试探走出西安，另外还有其他记者包括社会组织，甚至一些社会名流也努力进入延安。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原名费尔班克·约翰金）写道，“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交了好运，得到纽约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来报道他们的情况”。中共国际形象塑造有了基本条件与必要前提。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并正式发布政府命令、通令、条例、布告、通知、公函等，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了塑造抗战建国国际形象的基础。第一，中国共产党被国民政府认可，中央红军有了编号，正式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急需向外界宣告。第二，陕甘宁边区得到“正式”编制，成为一级行政机关，有了对外发布消息的“权力”。第三，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成了“公开”的地方，外国记者等均可进入。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共的抗日决心和信心，中国共产党积极接待外国记者，主动发表抗战宣言，努力为世界了解延安提供机会，积极推动中国抗战建国事业发展。
（三）外宣思想逐步成熟，增强中共对外话语建构的内驱力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逐步认识到国际影响的重要性，主动把外宣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全面部署我们党的对外话语工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我们主动思考外交问题，毛泽东要求，“宣传我党、我军……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强调既注意宣传我党的政策和方针，又允许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注重“给人以充分的民主，让来宾自由交往……”。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中国共产党真诚回答。斯诺写道：“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他们“只是面对现实，从实际上考虑办法解决困难”。延安交际处开展接待工作，既耐心介绍我们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又安排外国记者自由参观，“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清新……大家都平等，人们很快乐很满意”。
1938年毛泽东号召“为永久和平而战”，提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积极利用对外话语表达中共的主张。1939年毛泽东讲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具抗日的外交政策……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1940年毛泽东要求要科学处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没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差别，与日本结盟的帝国主义和没有与日本结盟的帝国主义的不同，过去危害中国的英美和现在不危害中国的英美的区别，努力赢得一切的国际支持。随着抗战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正面宣传”“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等外交政策与策略，积极成立相关机构、工作委员会等，使我党的对外交往逐步走向成熟。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成立外宣机构，热情接待外来记者，主动传递价值理念，充分利用各种方式，不断推动对外话语的建构与发展。
（一）领导人高度重视对外交往，体现中共对外话语的自主
党的高层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外交意识，积极开展接待、解释、交谈、陪同等工作，标志我们党对外话语有了自主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共有了强烈的外交意识。1936年，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初步表达出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后来，面对贝特兰、斯特朗、斯坦因等人的采访，毛泽东一直强调基本原则。1944年他和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谈话，对赫尔利提出的军队改组、政府改组等观点，明确表示不同意；1945年他在《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中，明确批评赫尔利的错误观点；1946年他在《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中更是讲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排外，对罗德里克这样的人是很欢迎的。对赫尔利之流那就要反对他了……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
其二，毛泽东高度重视外事活动。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仍花了10多个晚上接待。正如斯诺写道，“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金城写道：“凡是我们认为需要他亲自接见的，只要把报告一打上去，他有求必应，或及时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或主动来交际处会见。”工作人员考虑主席忙，故意把记者与他会面的时间推后、缩短，他知道后专门批评工作人员。世界学联代表来到延安，毛泽东专门接见，并和他们进行重要谈话，“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毛泽东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主动视其为“最亲密的战友”。
其三，其他领导人积极参加接待工作。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周恩来亲自负责，既召开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动员大会，又介绍记者团的采访目的，还交代了中国共产党的接待方针、立场、重点、方法等；杨尚昆专门召开干部大会，详细介绍记者们的人员构成、个性爱好等，要求接待人员必须把握；朱德等也积极参加记者接待工作，主动为他们举行晚宴、舞会、茶话会等。
（二）“外宣”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彰显中共对外话语的主动
1936年西北办事处增设外交部，成立延安交际处。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交际处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的对外机构暂时稳定下来，正如金城回忆，“我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了十年……交际处的工作既平凡又繁重”。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适应外国来华记者的采访，上海文化、新闻界的进步人士组织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发布抗战新闻，后来更名为国际新闻社，中国共产党的外宣机构逐步完善，主动走向国际舞台。
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组建国际宣传组，194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同年，我党在延安创办国际报道社，发行英、德、法、俄四种语言编写的《中国通讯》，主动向国内外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还特别注重不同语种的对外新闻广播、外文专线、新闻稿等“；《解放日报》也积极开辟“新闻通讯”栏目，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报道全面开展。
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外部力量，提升对外领导权。毛泽东在欢迎美国观察组时讲道：“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主动把握话语权。首先，注重在反日反汉奸反卖国主义中取得领导权。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我们在延安设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积极改造日本战俘，力求争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其次，积极欢迎外国记者到延安。面对外国记者，中共领导人热情接待并努力给他们创造最好的采访条件。毛泽东明确要求：“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最后，高度重视对外话语的宣传与报道。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杂志，大量刊登《世界各国人士援助我抗战》《苏联将挺身而出援助中国》等国际抗战报道、评论和文章，积极表达我党的对外主张。
（三）允许自由采访与报道，展现中共对外话语的诚挚
中国共产党注重用事实“说话”，允许记者们自主采访，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诚挚。
中国共产党切实贯彻“来去自由”“求同存异”方针，同意外来采访人员“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记者们“访问政府机关、军队、工厂、模范农场、大学、学校、医院、法院、监狱，跑去参加自治组织的会议……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对“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斯诺“有一点惊奇和怀疑”。记者们发布关于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中共从不限制，斯诺回忆道：“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陕甘宁边区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回忆道：“他们似乎决不私下互相说坏话……但是关于延安制度上残留的缺点，这里却有很多公开的批评。”“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他们均给予真诚的答复。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eman）则记录道：“在我参观之后，王平和他的同事们就询问我的批评和建议（在边区每一个人都询问，几乎是请求，你可以随时提供批评和建议的）。”威廉·班德（William Brandt）、克兰尔(Claire)则谈到，面对记者们的尖刻问题和批评意见，他们从不“采用虚伪的假道学手法”。
（四）细心周到地接待与服务，凸显中共对外话语的热情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虽然战事繁忙、生活拮据，外来记者团、考察团却得到周到照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热情。
抗战时延安生活虽然特别困难，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使外来记者的生活得到保障。首先，食物供应充足。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细菜30斤，盐1斤半、炭70斤、衣服不限，“每人有一间指定的舒适的窑房”。“要吃酒也有预备，只要你吩咐好了。”其次，给专家们专派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等，“每晨起来，头一件事是享受那一顿丰盛的早餐。鸡蛋牛油面包都是用大盘盛在桌上”。最后，给予荣誉。世界学联参观抗大，抗大举行隆重接待仪式，并授予他们“游击博士”学位称号、赠送抗大纪念章、抗大军装军帽草鞋，他们“接到后，当场高兴地穿了起来。”
延安虽然地处小山沟，但接待方式很“潮流”。世界学联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营造接待氛围。抗大、陕公、延安市自卫军、少先队、艺术学院、青救会、妇联及驻延各部队均打着英文旗帜“欢迎世界学联代表”，这令世界学联代表非常感动；在世界学联的正式欢迎会上，毛泽东致欢迎词，冯文彬代表青救会讲话，柯仲平代表边区文协讲话，并举行了鸡尾酒会招待，世界学联们非常高兴。面对中外记者团，朱德“采取露天茶园随便谈话的方式”招待，并且“聚餐采用中菜西吃的办法，四个人一桌，聚餐后我们接着参加音乐晚会……其中包括西洋现代的战歌”。
（五）媒介的构建与运用，展示中共对外话语的技巧
白修德（原名是西奥多·H.怀特，Theodove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回忆，延安时期“中共的报纸用尽一切可以想见的宣传手法鼓励着村民的机敏，就象美国运动专栏作家选运动大王似的，他们不断地宣扬着‘地雷英雄’”，充分展现中共对外话语的技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报刊的积极宣传。1935年5月《救国报》在法国巴黎创刊，后更名为《救国时报》，主要发表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积极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动态，刊登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是海外华侨了解国内政治和抗日斗争的重要信息来源。该报最初发行量5000份，后来增至2万份，并在43个国家发行，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声音和抗日战争进展。国内报纸《解放周刊》《群众周刊》等，也积极发表介绍中国抗战情况的消息、综述、时评、专论、社论等。
其二，影像的真实记录。瑞士人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hard）于1938年在延安拍摄大量照片和视频，编辑出版《远眺东方——瓦尔特·博斯哈德摄影集》，国内外影响甚大。1938年到1939年，苏联时事纪录片制作人罗曼·卡尔曼（Roman Kalman）用摄像机记录中国抗战情况，制作出《中国在战斗》《在中国》两部纪录片，受到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关注。《晋察冀画报》1942年在河北出版，曾被外宾带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得到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支持。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报道》收录64帧影像，真实呈现中共领导下的军民生活。同年9月，延安电影团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代拍了党中央领导同志活动的资料，影响很大。
其三，文艺的生动展示。“延安政治舞台的后台是大的群众集会、演剧、秧歌。”延安时期中共通过戏剧、歌舞、曲艺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精神，真正“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斯坦因认为秧歌是“宣扬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力的方法”，是“政治的舞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听完《黄河大合唱》演唱之后，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最强音，遂与叶君健合作将其歌词译成英文，介绍到了国外。美国记者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在延安观赏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三打祝家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等，给予高度评价。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内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对外话语内容，向世界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抗战、团结、民主”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良好形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象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我们党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向外界塑造了一种中国共产党既坚信马克思主义，又使其“中国化”的形象。毛泽东明确讲道：“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斯坦因写道：“他们坦白地称马克思主义为正确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自然依靠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唯物史观，似乎是连教育程度很低的党员也浸润很深了。”斯诺认为，“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白修德、贾安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经验，“不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如何的散漫或理论化，他们总是能够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结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WsFordyce Carlson）则认为，中共“提倡运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作指导，但使用不同的方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斯坦因讲道，“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坚持，似乎不是由于对理论的热情，而是由于他们深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及其党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现实的实用”。白修德、贾安娜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错误与考验过程中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摆脱了教条主义，实现了理论联系实践。“理论一经他的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实地工作里得到了成就。”“他们的原则领导着他们经历了二十年的过程……每一个路线都是作为一个基本而无疑问的真理提出。”
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马列学院、编译室、研究室、学习小组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抗大、陕公均开设马列主义基本问题课程，并邀请毛泽东、艾思奇等同志亲自授课。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erman）说：“有一张桌上陈列的是延安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书籍，大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著作的翻译。”白修德、贾安娜认为：“他们对于西方历史的认识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斯坦因说：“每个图书馆有共产主义的古典著作，但西方布尔乔亚的标准著作的中文译本也有，这些东西也似乎被兴趣盎然地研究着。”
（二）“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尼姆·威尔斯写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一支最有战斗精神、最坚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中流砥柱”。
1938年毛泽东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积极推动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例》，积极发布《告日本士兵书》，提出“日本士兵皆兄弟”，明确中国“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面对抗战困境，毛泽东发出誓言：“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毛泽东积极发表《国际新动态与我国外交》《日本的进攻与中国所应取的对外政策》《中国抗战与英国》等，主动剖析中国抗战，主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国际布局与对外规划。
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毛泽东专门写作“能动性在战争中”“抗日的政治动员”，强调“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华北各解放区的人民，在敌人的后方，都直接协助抗日的军事行动。”知识分子也积极加入抗战阵列，“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了响应抗战的号召，都抛弃了他们在中国大城市里的事业，中共就把他们变成了组织工作者、教员，和政府的工作干部。”随着抗日热情高涨，中国共产党积极成立“民众抗日救国会”，全面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
中国共产党总是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集中全面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注重将先进经验落实到群众中。记者们写道：“任何地区里的每一个成功的实际工作都有报告给延安，延安就把实际的行动提高成为指示的原则，然后再由党把它传播给解放区所有其他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游击区联大的任务是培养政府文职人员……在文化方面足以领导人民的军队……中共军队意义最重大的一点便是它在文化方面的领导作用。”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分布于整个黄河盆地和整个长江下游，从上海通过南京直到广州……”，中共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三）“抗战、团结、民主”的典型代表
国民党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延安创造的革命业绩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首先冲破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接着他的夫人海伦写成《红色中国内幕》，随着抗日战争推进，为数众多的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写出《中国的新生》《华北前行》《北行漫记》《中国的惊雷》等著作，这些著作均书写出中共抗战、团结民主的形象。
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主题，《解放》周刊强调“每一个有血气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奋起反对这屈辱投降的亲日外交……”，“须要有广大的国际的舆论……”。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呈现热烈的抗战气息。贝特兰写的“越过日军的防线”“新的长城”；克兰尔写的“农村的爱国者”“军民联合战线联络站”；爱泼斯坦写的“农村奋起战斗”，详细描述粮食之战、夺水之战、工业之战等；福尔曼写的“爆竹的乡村”，客观描述中共领导群众抗战的激烈场面。
毛泽东详细阐释“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要求全党必须注重团结，实现和平。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写道：“我们和毛泽东先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告别谈话。毛泽东反复地谈到他的希望，中国人民要和平，共产党也要和平，他们领导的地区将是和平的基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呈现出“互相信任……如果他们有所争论，都一定紧锁在他们自己圈里”的局面。军长和士兵“产生一种团结精神，培养友好与尊敬的空气，加强甘苦相共，存亡相依的精神”。1938年毛泽东详细阐释“兵民是胜利之本”，号召军民团结。赵超构在采访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实现团结的秘诀——“攻取据点”“集结兵力”“上下呼应”等，福尔曼真实描写了边区军民团结一家、共同劳动的局面。
1936年毛泽东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37年专门讲“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1940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逐步成为民主抗日根据地。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记者们感到民主。班威廉、克兰尔谈道：“我们以各种方式，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知道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在的成就，未来的计划，以及延安附近的边区情形。”其二，记者们看到民主。白修德、贾安娜谈道：“我在延安却找不出这种压制性机构的任何迹象”爱泼斯坦谈道：“在这里，谁也看不到任何‘共产主义’的词，只有对民主和进步的热情。”其三，记者们记录民主。卡尔逊谈道：“年轻的中国思考的是民主政府、机会均等和全体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福尔曼认为：“在共产党的新民主制度下面，个人有个人的自由，谁也不能勉强谁！”“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
（四）“注重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2年毛泽东明确地讲道：“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延安时期群众生活的改善，引起外国记者的兴趣，斯坦因写道，“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提高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及积极性是延安各方面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塑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抗日军人家属被保证有‘中农’的生活程度。”“解放区一亿三千万人的生活水平和前景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改善是绝对毫无疑问的。这一点的确是共产党人赢得支持的基础。”“许多地主亲口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新政权下许多方面比在旧政权下更有保障。”斯坦因则谈道：“人民生活更为富裕，比以前在污秽悲惨的乡村中更满足于自己的生活。”
解放区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第一，图书送到基层。“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第二，积极创办学校。陕甘宁边区“有普通小学、有完全小学、有改良的私塾，甚至包括工厂里面的艺徒制度。成人教育，有冬学夜校、星期学校、识字组、小先生制、巡回学校等。”第三，教育形式丰富。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有传统的，也有民办公助的，“有自愿学习的五人以上的村庄，由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人出头，就可立一冬学……”其四，学习内容实用。“延安有些小学教到了记账法、写信、写路条、写契约、打算盘、种菜、纺织，种种农村与家庭中实用的知识。”“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节余……也因为学会了算术，开始记账了。”
（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生产，始终明确“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要求全党“对局势的发展作最坏的准备……要克服困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福尔曼谈到，在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学均参加生产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劳动，“边区自足自给的生产运动开始于1939年至1940年，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人们用着狂热来参与生产运动”。到1942年，生产运动“发展到整个共产党所领导的别个抗日根据地的华北”，而且“军队也参加的……使得八路军就能够保有不可思议的作战的锐气。”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克服经济困难等严峻挑战，毛泽东要求我们“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给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谈到，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始终“没有失去乐观主义，没有失去对他的战术以及伦理观念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经过八年艰苦的斗争，他们的力量能够有增无减……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军队的效率更大的了。”民众亦是积极，“有更多的贮蓄能力来忍受更大的艰苦，所需食料的补充量亦比较少”。妇女们“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她们仍然坚持工作，她们的力量和才干与日俱增”。威尔斯回忆道：“苏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孩子们有独立性，有勇气，英雄气概十足。”整个抗日根据地处处展现出坚韧、自信、顽强的斗争精神。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价值意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遭受国民党的“封锁”“诬陷”，但是它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回溯该时期中共对外话语的历史叙事，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一）主动应对外界的话语挑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全面封锁的艰难处境下，积极利用各种途径打破外界封锁，着实树立了中共积极抗战、担当作为、民主政治、自信自立、为民服务等国际形象，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主动应对外交挑战，积极探寻最佳解决方式。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面对国民党的“诬陷”“封锁”“压制”，中国共产党主动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积极探寻外交渠道，主动获取外界帮助，斯诺的延安之行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动争取的结果。面对斯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既注重提供采访便利，又注重用真诚感动，正如斯诺写到，邓发“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拥抱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写到吴亮平鼓励他采访红军时，他自豪地讲道：“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斯诺第一次向世人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对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意义重大。新时代我们虽然面临一系列外交挑战，但是和延安时期相比算不了什么，因此，我们要用历史主动精神主动打开对外交往新局面。
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打击与污蔑，毛泽东要求全党主动应对对外交往的问题和挑战。他指出：“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积极成立交际处，主动接待外国记者、主动参与联合国创建工作等，经过中国共产党努力，延安的真实情况被外国记者带出去了，国民党的话语封锁不攻自破。新时代虽然我们有美国等国家的话语挑战，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应对与解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既注重主动表达自己，又注重外来记者们的采访与报道，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等，主动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中共的国际形象得到很大提高。斯坦因在文章中指出：“共产党不只是允许人民参加各种行政工作，给他们权利之后，就让他们自己去运用。”外国记者们的报道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抗日、为民等形象的塑造做出重要贡献。新时代外交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外交往活动，既主动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又积极探索对外交往新形式，努力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创造国际环境。
（二）高度重视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的建构与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话语主动权把握对外领导权。克兰尔赞叹“全国力量武装抗日，一般爱国青年，当然就集中到它的旗帜之下去”。新时代中国处在“百年变局”和“复兴全局”中，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延安时期中共主动开展对外话语的智慧，牢牢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打开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新局面。
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首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时代我们在对外话语建构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放眼世界，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融入世界现代化场域，积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汲取世界现代化成果，努力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二，延安时期中共给外国记者和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明显感到中国共产党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新时代我们开展外交工作要始终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主动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对外话语的立足点，真正建构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的对外价值理念，真正立足人民利益建构新时代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
第三，积极回答国际问题中提升中共对外话语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等期刊积极发表《英日将重开谈判》《最近的中英关系》《热烈欢迎苏美协定》等国际评论，主动参与讨论与解决国际问题，进而赢得良好国际声誉。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主动利用话语平台发表我们对“世界向何处去”的看法，努力为世界难题、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积极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能力和水平。
（三）科学设计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的内容
延安时期国际记者积极奔赴延安，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延安，产出一大批以抗战为主题的著作，如鲁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爱戴》、爱泼斯坦的《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白修德的《延安印象记》、武道的《我从陕北归来》、斯坦因的《远东民主的种子》、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kob Rosenfeld）的《山东印象记》等，还有外国大型报纸的系列报道，如《纽约时报》的“延安群像”“中国的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训练了大量民兵”等，《泰晤士报》的“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敌后见闻”等，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团结形象、民主形象集中表现出来。新时代我们处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科学设计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对外话语体系。
第一，主动邀请外国记者采访报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代虽然已经有国外记者、友人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但是他们的报道与采访较为零散，没有引起世界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要主动邀请大批国际友人报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形成以“外国人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纪实”等为核心内容的系列著作。
第二，主动设计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内容的对外话语。延安时期“抗战”“反法西斯主义”是世界主题，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实践引起世界关注。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虽然也是世界潮流，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差异，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千奇百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设计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内容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努力博得世界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认可与赞同。
第三，积极提升对外话语水平。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要积极为外国记者采访报道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创造条件，积极帮助他们撰写与出版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内容的著作、影像，同时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话语表达水平与能力，努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四）积极利用媒体开展对外话语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介不发达，但是他们利用一切条件创造传播媒介，塑造中共良好形象。新时代我们更要高度重视新闻媒介的作用。第一，高度重视传播媒介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延安时期，“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中共积极利用外文期刊、新闻报道、记者采访、文艺演出等向世界展示中共形象，这些著作被整理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系列丛书、“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中国革命纪实译丛”等。新时代我们对外话语的传播手段丰富多样，我们要积极通过社交媒体、国际新闻网站、在线视频平台等新的话语媒介，主动将中国声音传播出去。
第二，加强与国际媒体的合作提升中国形象。延安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外国记者、国际友人等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积极利用“他人”影响力塑造中国形象。新时代我们要加强与国际媒体合作，充分利用国际报道等“第三方力量”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故事等，力求全面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与对外影响力。
第三，采用多种文化交流方式宣介中国形象。延安时期中共积极利用秧歌、电影、歌曲等文化手段塑造国际形象。新时代我们在对外话语建构中，要充分利用文化交流方式，积极举办国际艺术节、电影节、漫画展、歌曲赛、旅游等，努力使外国人在参与、欣赏、发掘、研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度认知中国、点赞中国。
总之，新时代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能力和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设计与加强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社会高度重视对外交流，努力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故事中塑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